□金陵晚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王峰

在中国历史上，六朝是承先启后、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重要转化时期，是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过渡阶段，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思想活跃、学派蜂起的时代，给后世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六朝，究竟有着怎样的社会特征和文化特色？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有着什么样的意义？日前，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胡阿祥、张学锋及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刘可维齐聚六朝博物馆，就六朝考古研究成果与六朝文化风貌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谈。

六朝陵园设计

(资料图)

南方善用自然山体北方重“展示”

一个王朝统治者的思想观念，可以通过其陵墓的设计理念体现出来：东吴孙权蒋陵，大概位于梅花山西侧斜坡至坡顶地下；江宁上坊东吴大墓，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六朝墓葬，由封门墙、墓门、甬道、前室、过道及后室构成，前、后室两侧均有对称的耳室，后室的后壁底部还有两个壁龛，其排水沟自墓室内铺地砖下开始伸向墓外，全长达326米；发掘于南京大学鼓楼校区北园的东晋大墓包括主室和侧室，甬道口均安置了作为祭台的陶案；从西善桥宫山大墓、罐子山大墓、甘家巷萧秀墓等可以了解到，南朝刘宋帝王陵墓、萧梁王侯墓葬、陈朝帝陵在南京的分布。

张学锋和刘可维刚刚合译出版《中国江南六朝考古学研究》，即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对深藏地下的陵墓和文物进行扎实研究和细致考证，通过比较发现，南朝帝陵，墓道非常简单，往往开凿在山体上，仅具通道的功能，封土也利用自然山体，形状并不规整。其墓葬本体及其周围，不具有表现陵墓的庄严和仪式的可视化场域。与之相比，北朝晚期帝陵的建设，从外部设施到长斜坡墓道，再到墓室，都作为丧葬活动的场所和活动线路，有一种强烈的“展示”效果。

张学锋介绍说，孙吴到西晋时期，金陵的大型墓葬往往是前后两个墓室，前面是客厅，后面是卧室，两边还有两个小房间可以作为储藏间。孙吴到西晋时的大墓就像一个人家的房子，进去以后一个墓道是个玄关，然后一个客厅，两边有储藏间，一个小门过去以后是卧室；但是到司马氏来金陵建立东晋王朝后，这样的大型墓葬就全部消失，只剩下单居室的房间，即进门一个换鞋子的玄关，进去后一个房间。

对于这样一种现象，考古学界最主要的观点认为，这些改变都是从北方带过来的，大量的北方侨民来到江南以后，把江南原有的丧葬风俗一下子改变了，事实上，这是江南地区从东汉晚期以来固有的一种形式。

小小金属带具

跨越江海从草原走向世界

晋式金属带具是晋王朝独特样式的带具，中国一直将其作为研究魏晋南北朝服饰以及金银器工艺的一种实物。一个小小的金属带具的传播，突显出了中华文明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据刘可维介绍，中国从先秦以来最流行的一种腰带叫带钩，是一种钩形的带扣。从战国晚期开始，在中国北方的东胡，出现了一种一圈镶嵌金属片的腰带，即扣在中间，其结构跟我们今天皮带的扣差不太多。到了汉代，这种带具开始变多。

这个腰带是不是只有中国范围内才有呢？显然不是。放眼更广阔的世界，这种带具在斯基泰文明中也很常见。在斯基泰人最重要的一个都城克里米亚半岛，曾发现了很多非常大的墓葬，里面就出土了很多黄金器物，其中就包括腰上的这种牌状装饰。进入汉代，以及再往后一直到魏晋时期，就开始出现越来越多这种结构的金属腰带。至于这种腰带何以会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以及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出现，张学锋认为，晋式金属带具，用了东晋、西晋的“晋”，本身就跟中国的六朝有关系。这种带具很明显是受到了草原文化的影响，但是在中原西晋时期文明的大舞台上，被凝练成了我们的一种模式，其源头在外，但模式是我们自己的；后来，又凭借着中原文化强大的传播力往四周传播。“这就是中国文明的一大特点。”

神兽六朝“龙”

在融合中形成广阔的交流圈

在毗邻南京的马鞍山，在一东晋中后期墓中曾出土了两件玉璜，其表面分别刻画有“青龙”“白虎”图像。建造于东晋中后期（十六国时期）的甘肃高台地埂坡墓葬群中的一座墓，出土了龙形金簪饰，其形象是正在飞驰的龙形兽，口部前端吐出舌头或云气。其整体造型采用了拉丝工艺，四肢的重叠、尾部呈螺旋状上升，以及翅膀等，都表现一定的立体感。

汉代至三国时代，“龙”的图像更多呈现出古拙、简朴的特征。到了南北朝时期，其造型与表现手法获得了显著发展，“龙”的图像出现了为后代继承的“龙”的典型造型，并在当时多样的地域、民族广泛交流的时代背景下，形成了文物的地域性以及造型表现上的融合。这就使得装饰有“龙”的文物广泛分布于这一时代中国各地和周边地区。

专家据此认为，从龙图像的传播，可以推定六朝时期中国及其周边地域构成了一个广阔的文化圈、交流圈，从而折射出其背后存在着多元且相互交融的六朝时期中国地域社会的变迁。